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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

发布时间:2021-01-21 17:01:47 阅读: 来源:不锈钢罐厂家

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

6月1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与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展望中国‘十三五’: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国际研讨会成功举行。在会上,来自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苏黎世大学等多个顶级学府的知名学者与来自中国政府部门、智库的资深专家进行了深入座谈。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关键之年。在从旧增长方式向新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下行的短期压力增大,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道路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如何应对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挑战,“十三五”规划应当做出怎样的政策安排,是当前亟须广泛探讨的重要议题。本次研讨会旨在借鉴国际前沿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结合中国实情,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对完善下一个五年改革规划做出积极探索。

中国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先生在开幕致辞中,从十一个方面指出了当前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后发经济体如何在起飞后实现平稳降落?发展经济学对于后发经济体增速回落的过程,以及回落到怎样状态等问题缺少理论框架,而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回落的过程,需要对上述问题加以深入探讨。  第二,如何实现转型再平衡?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平衡,未来中国经济的中高速或中速新平衡点在何处还不确定。  第三,如何理解和看待当前通缩等宏观经济现象?当前热点的宏观经济现象,如通缩、结构转型和去产能化等,实际折射出中国在转型期内尚未达成新平衡时的状态,与发达国家处在成熟状态时的宏观经济现象有实质性区别,需要做出符合实际的概括和解释。  第四,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机制是什么?未来中国仍然有可观的增长潜力,然而将很难看到某个新的需求旺盛的主导产业(如房地产、汽车行业)异军突起,更多表现为新的具有普适性的技术、机制或商业模式的出现和推广。  第五,劳动力供给下降问题如何破解?中国劳动力总量在下降,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第六,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将主要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关注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重点领域和机制。  第七,推进创新的关键领域和障碍是什么?中国已经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以往行之有效的推动增长的办法对创新未必有效。理解激励创新的条件并加快创新这些条件将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难以进入高收入阶段。  第八,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对绿色发展意义认识的高度有了,关键是如何落地,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计量生态资本使绿色发展成为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发展绿色金融等,都是亟待突破的瓶颈环节。  第九,产业政策如何转型?当产业升级和创新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时,产业政策转型势在必行,有建议认为,应从过去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为有潜力的产业发展创造更高质量的环境条件,这些都应成为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第十,城乡一体化如何突破?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已经明确,但目前在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和人员等要素流动上存在很多阻碍。在加快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关注城里人到城市带内小城镇或有潜力成为小城镇的乡村去的意愿。这其中蕴含着中国经济下一步巨大的增长潜力。  第十一,改革的优先序和动力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深化做出了全面部署,需要研究如何适应转型的要求,合理安排改革的顺序,实施正确的改革策略,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地方试验等关系,从而使改革在关键领域和环节上取得有效进展。  进一步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随后学者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各位学者再次重申在当前的关键时期市场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芝加哥大学谢长泰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处于韩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或是印度尼西亚在1998的发展水平,现在韩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而印度尼西亚不是,其差别可能在于韩国在八九十年代进行的市场机制改革,建立了更加公平竞争的环境。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不会步其后尘取决于改革的进程。  耶鲁大学阿莱·采文斯基教授认为,中国现在人均GDP与俄罗斯2000年的水平相似,俄罗斯2000年至2008年间以7.4%的发展速度持续,增长的一半得益于油价,另一半得益于九十年代市场机制改革,以及货币政策、税收体系和性质方面的改革。但是之后的改革更加困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转为负增长,这说明若不及时推进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无法为可持续发展建立良好基础。  斯德哥尔摩大学托尔斯滕·佩尔逊教授指出,中国在创造公平竞争市场方面还需做出努力,政府应当为公司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且保障知识产权和合法利益;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保护投资者。消除弊端的措施可以包括提高法官收入和社会地位,限制地方政府权力以避免干预司法,以及对失职官员不当行为的处理与惩罚。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拉德·罗兰教授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目前有很多扭曲,资金没有流向应该流的地方。未来中国要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必须促进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可以帮助引导中国高储蓄的流动。目前中国居民的投资还不够多元化,股票市场相对于美国股票市场还不发达,需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还没有实现,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让金融交易过程变得更为便利,例如外国公司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市,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发行企业债券等等,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创新和法制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难点;创新创业在欣欣向荣的气氛之下,更应当关注创业者在做什么和要做什么;法制化与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真正有发展空间的,一是在于农村改革,进一步释放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二是通过金融和财税制度改革,保证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发挥作用。最大的难点,一是财税制度的改革,二是农村制度的改革。  以创新推动转型的政策建议  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寻找新增长点,学者普遍认可中国对创新驱动的重视。  对于创新驱动的具体实施,苏黎世大学的法布里齐奥·齐里波第教授表示,国际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越接近技术前沿,模仿的机制就越不起作用,就越要依靠创新的力量。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为了减小放缓的幅度,国际经验对中国有所帮助:第一,消除竞争壁垒对中国非常重要。国际对比发现,技术水平很低的时候,较高的商业壁垒并不会带来太大影响,但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接近于技术前沿,竞争壁垒的伤害作用就体现出来。第二,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至关重要。随着一国逐渐接近技术前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增速回落得越快。经济需要的创新越多,越需要把重点放到高质量的教育上面,像韩国、中国台湾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是重中之重。第三,接近技术前沿时,参与研发多的公司会变得更高效多产。由于研发还可以给其他不参与研发的企业带来好处,因而研发的社会效益超出公司效益。值得注意的是,过高的增长目标有可能阻碍创新发展。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增长目标,有可能回到高投资、低效率的老路上。向创新之路的转移需要更多耐心和制度改革。齐里波第教授还在研究中发现,国有企业当中,研发投入更高的企业绩效优于其他国有企业。可持续的良好发展,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创新。  杰拉德·罗兰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在过去很成功,其中,经济特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可以考虑仿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探索并建立创新特区。创新特区最重要之处是吸引才智精英。硅谷的成功不在于减税或补贴,而在于那里有最好的大学、顶级人才。创新不可能提前预知,但是可以汇集顶尖人才。吸引人才不能有任何壁垒,要有制度保障,让创业变得更容易,辅以灵活的融资机制、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在创新特区,可以让中国顶尖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合作,促进前沿知识的创造。创新特区应将自由最大化、干预最小化,在创新特区可以试点国际互联网+开放,以吸引世界一流人才。  地方政府转型  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地方政府作用,学者也作出深入剖析,认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也面临重要转型。  托尔斯滕·佩尔逊教授认为,限制地方政府干预权力对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目前的系统在过去由投资引导的增长方式中可能是合适的,地方发展速度与地方政府领导个人升迁密切相关,然而创新需要五到十年才会带来效果,因此地方政府官员不会有很大动力促进创新。所以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进行全方位改革,对地方官员有更好的限制方式。  谢长泰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有较大弊端。地方政府是将中国发展策略转化为现实的执行者,是推动GDP增长的重要力量。如果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来看,中国的表现处于全球中下水平,在正规制度下严格遵循程序,行政审批极其繁琐和困难。中国过去三十年间的巨大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些非正规制度安排。地方官员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强大的行政管理能力,越过了正规制度的规制,帮助合意的企业取得发展。这可能是因为回报结构,也可能是易于获取私利,或存在大量的相互竞争的地方政府。中国过去的经济体系非常依赖于地方政府对部分企业的帮扶,地方政府的帮扶使得部分企业发展得较为成功。然而这种模式不可持续。这种体制的局限首先是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是人治而非法治;第二个局限是大量企业被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过去20年,确定正确的行业和正确的公司较为容易,未来增长的行业会更加复杂,会是研发密集型,回报将是长期回报,政府选择企业、行业将变得非常困难,很有可能出现失误。在未来,要获得成功,就不需要官员的任意裁量权。其他体制的弊端有:过多的管制,资源获取途径有限,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等等。  养老金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对未来养老体系提出的挑战。  奥斯陆大学谢蒂尔·斯托斯莱滕教授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养老金体系的现状并给出指导性建议。斯托斯莱滕教授指出,养老金体系在代内和代际当中,对于一国再分配机制有重要意义,对于工资差距较大的中国而言,更有藉此功能完成再分配目标的需要。他认为,中国现有的养老金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快速老龄化的人口、退休年龄较低、不足额征收和部分人群的高福利现象,因此需要实施改革。面临的挑战不但包括保证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也要保证再分配功能不受影响。确保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有三个途径,即提高退休年龄,提高税收和降低福利水平。在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的选择上,中国不应该依赖于后者。西方国家采取完全积累制,尽快实施改革是为了保障未来劳动者,这些信息对于中国是误导性的,中国可以采取即收即付制是因为工资水平增长很快,未来劳动者更加富有,缴纳养老金负担更小。斯托斯莱滕教授建议,现在没有必要降低福利,这项改革措施可以稍做推迟。养老金体系能够实现未来富有劳动者向现在贫穷退休者的再分配,其机制在于扩大养老金体系,覆盖所有的老年人口(包括农村家庭)并保证养老金的高水平。美国大萧条和欧洲二战之后都有过类似经验。这种扩展措施必然也会放大资金层面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提高退休年龄,相应也会提高劳动力供应。  斯托斯莱滕教授认为,个人账户也可以实现再分配,可以更好匹配缴纳和领取养老金的人,并且有着更高的回报。缴费人和受益人的联系是明确的;人们更易于接受一个较高的退休年龄;便于征收。  国际环境与国际经验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正位在讨论中指出,中国问题应当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然而,与欧洲国家相比,存在大国模型和小国模型的区别;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可能是导致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现在很多国际规则从多边走向区域,外需的空间受到了一定压制;未来服务业开放,以及自贸区制度创新,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中华文明的自信力和恢复力将会逐步增加。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会议中强调,国外专家对中国发展的建议来自不同的视角,中国在国际比较的方面受益很多;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熏希望通过交流,可以使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自身的情况。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例如深圳、上海等城市,创新的实力并不亚于一些北欧国家,在创立企业、鼓励创新、政策落实等方面的表现优于全国平均水准,这些城市的发展关键将是依托于中国广大市场并且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中国下一步发展战略有一定的风险,与外方学者的沟通,有助于把货币风险、地方债风险、环境污染、粮食风险及反腐风险等问题讨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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